0年，中国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随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式变化而动，与“出口、投资、消费”这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地位和作用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消费经济学的发展回顾

我国消费经济学从建国之初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处于悄然萌芽阶段。由于长期采取“高积累、低消费”模式，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苏联经济理论体系的影响，学界也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指导思想，消费问题的研究被忽视。当然，也有少数有胆识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消费问题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探讨，承认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但否认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前提。而文革十年，消费被批为福利主义和修正主义，消费经济方面的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禁区，被刻意回避。

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消费经济学的迅速建立和发展阶段。得益于思想禁锢的解放，消费需求得到很大释放，并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学界重新开始重视消费经济学的研究。1978年，全国社科研究规划将消费经济学研究列入其中，相继有尹士杰、厉以宁、刘方棫、杨圣明、程恩富等一批学者的消费经济类著作问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消费经济学被列入二级学科，全国一度掀起了一股研究消费经济问题的热潮。这段时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地位，消费和生产、积累、储蓄、收入的关系，涉及消费水平、消费模式、消费结构、消费信贷、消费基金等多方面。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肯定了消费对经济运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展开了对消费力的研究。

由于受东亚发展模式影响，我国“出口－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形成，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日渐削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分歧，“重投资、轻消费”的理论观点占据主流地位，消费问题的研究也一度陷入相对低潮。而历经1998年、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且随着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阶段、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社会迈进，使得学界和政界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意识到扩大消费需求对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并成为普遍共识。近些年，消费经济学研究者们对之前研究的范畴、研究内容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拓展：从消费的自然、社会属性到文化、符号属性研究；从客观消费对象、消费环境研究，到主观消费心理、消费需求和消费需要研究；从宏观消费总需求、消费调控、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到中观消费品、消费产业，以及微观家庭消费、个体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权益、消费方式研究；从传统消费向新消费热点研究，从物质消费研究到精神文化消费研究，并深入展开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城市化、保险、金融、财税、人口老龄化等多方面多领域的融合研究。研究方法也从偏重用政治经济学范式转向更多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从侧重规范分析转向日益重视消费活动的实证研究，经济学中的静态和动态分析、均衡和非均衡分析等分析方法也都得到了一定的运用。

目前，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会以及多个省级消费经济学会，一些科研院所及部分政府直属部门也设消费经济研究机构，全国多所高校更是设立了消费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或成立消费经济研究所（院），成为推动我国消费经济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的主要力量，产出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二、消费经济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消费经济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学科，虽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得不承认还存在诸多不足。目前，消费经济学基础理论较薄弱，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学科建设初期的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曾有一大批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进行了基础原理的有益探索。但后来关注消费领域某一具体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越来越成为主流，而随着实证方法的广泛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范式也被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近些年消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较滞后。虽然经过近四十年发展，我国消费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列学科语境、学术范畴和特有规律，但由于消费本身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属性，是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消费心理学、消费统计学、消费行为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消费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方法、内容与社会学、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等其它学科趋同，渐失其特色。这种趋势不太有利于消费经济学科的发展。

消费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不高，缺乏有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受“重投资、轻消费”的影响，消费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科调整时，由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并入“产业经济学”之中。由于学科地位不高，导致虽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研究消费问题，但难以吸引人才长期专注于此领域的研究。虽然目前消费相关的文章众多，但其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一般都非消费经济学。随着老一代曾对推进消费经济学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相继去世或转向研究其它领域，而现有中青年学者中取得瞩目成绩的又不多，消费经济学人才呈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更不用说进行学术争鸣，形成各种学术流派了。

消费经济学界交流不够充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很多知名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经常相互交流、各抒己见，百花齐放，极大地推进了消费经济学的创建发展。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消费经济学科降为三级学科开始，不少区域尤其是以北京为首的北部、东部学者相继缺席或退出全国性的消费经济学年会交流，只有以四川、广东、湖南为主，另有陕西以及河北部分学者仍坚持经常聚集交流学术。而直至当前，消费经济学会作为全国性学会组织，其重要成员仍主要以南方学者为主，学者们互相沟通交流的平台、论坛不多。亟需凝聚吸纳全国各地的有志于长期专注研究消费的专家、学者加入，亟需各地知名高校共同参与建设，而非各自为政，小打小闹。

消费经济学发展中，理论落后于实践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国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更多侧重与国家政策、宏观经济紧密联系，以及从产业、收入角度的中观、微观研究，但对实际发展中出现的新消费热点、新消费问题、新消费趋势、新消费方式、新消费主张理念的出现，未能作出足够及时有效的理论分析，未能满足消费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要求。相反，现在一些大型企业设立了自己的商学院、研究机构，从企业、产业、消费者角度展开了大量消费方面的研究。当然，这些研究更多从营销学、管理学视角，偏应用型，而非基础理论研究。消费经济学界的学者如何避免闭门造车、紧密契合实际需求，大学、各种理论研究机构如何与那些拥有大量数据案例的企业研究机构展开合作，为消费理论研究提供有利的实证支撑，同时也为企业的经营运作提供有利的理论指导，共同推进消费经济学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索的。

三、消费经济学的发展展望

自本世纪以来，政界、学界越来越认可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对消费问题日益重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对消费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随着对消费更加深入的研究，消费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研究内容区分将更加清晰，从“产业经济学”之中分离出来，重新成为一门独立的新二级学科势在必行。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抵触排斥，使得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对抗性，更多需要依靠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端进行一系列改革组合拳来推动消费增长。而这些都需要有科学的消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消费的新趋势判断，消除消费升级、消费拉动的阻碍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准确清晰地认识消费经济所承担的历史任务，把握好现在的发展机遇，发挥好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引领作用。重振消费经济学主流学科的地位和作用，需要多方面努力、多途径并进：

重振消费经济学及其学科地位，需要大力推进消费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首当其冲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消费经济理论子学科的研究，包括对一些基础概念、内涵、基本原理的阐释，这是消费经济学与其它学科区别的最主要根据。基础理论研究中还要注意厘清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声音，比如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消费关系，是否还应有消费力?研究范畴是否需要从狭义向广义延伸，从生活消费向生产消费拓展？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尤其是新经济时代，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定义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等等，诸如此类让人疑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需要得到强有力的辨析。加强消费经济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还应加强消费经济史的研究，包括消费经济自身发展历史和中外消费经济思想史，从中探究消费升级变化的规律，系统梳理和比较研究古今中外的消费经济思想、理论发展。此外，还应加强消费预测学的研究，包括对消费发展趋势的预测，消费市场、消费需求的预测，以及消费经济学科发展趋势的预测。同时，消费经济学应用子学科的研究也应进一步深化，而且需要在积极促进消费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经济学的独特性。比如，随着从出口-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消费主义、中产阶级消费在我国出现，对此更多从社会学的消费符号理论、消费分层理论、位置消费理论视角，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论角度进行研究；而偶像崇拜、粉丝现象的出现，更多从消费行为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得到剖析。但从消费经济学视角的阐释，却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来推陈出新。再如小红书、马蜂窝等上面刷爆引发的网红消费，由一人经济引发的单身消费、女性消费等等很多新事物新现象，都需要从消费经济学视角作出的相应概念、范畴界定，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其规律和趋势的理论研究作支撑，并逐步形成新的应用子学科。此外，消费经济学通常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层面展开研究，但通常忽略了中观区域消费层面的研究，为保持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应加强该方面的研究。我国民族众多、区域地域差异很大，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决定了我国各区域的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消费模式、消费心理观念、消费行为都有很大区别，是一个不同层次构成的复杂系统，需要深刻揭示区域消费的特殊矛盾问题、有效利用这些差别、妥善处理好各种消费关系，防止消费体制机制改革的千篇一律，以便更有效地指导消费实践活动。

重视消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这是消费经济学学科建设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前，很多高校一般是在二级经济学科甚至工商管理学科下开设消费经济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开展招生培养工作，但消费经济学并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来设置。这虽然与消费经济学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地位相关，但也与其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较薄弱、人才培养滞后于实际需要相关。消费经济学学科创新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需要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消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人才，尤其要注重优秀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梯队或团队。需要充分发挥消费经济学会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的作用，广泛吸纳并鼓励更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研究消费经济学问题，将消费经济学打造成一个种类齐全的学科，增强其在学界的话语权。加强各类学术交流研讨，形成足够自由的学术氛围，相互之间充分交流、在批判借鉴中相互促进吸收融合，形成不同风格、不同主张的学术流派，促进消费经济学科的繁荣发展。

加强消费经济学的专业建设发展。除经济学类通用的主干课程外，消费经济学的主干课程体系建设应进一步优化。我国一些高校在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虽然开设了消费经济学课程，但这三个阶段分别的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不够明晰，缺乏统一规划，而且研究生课程与本科生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有重叠。需要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构建全国指导性的课程体系、教学大纲等。同时，还应注重教材的层次性、体系化。现在的消费经济学教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尹士杰教授为代表的教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展开；另一类是伊志宏教授为代表的教材，以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课程教材内容体系在分割、交叉中不断走向融合，但都未区分。应加强全国较为统一的，适合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使用的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教材编写工作，以及消费经济学各子学科的系统教材编写出版工作。此外，消费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兼具的学科，而许多消费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多以理论知识讲授为主，实践课比例较少。需要通过案例分析、团队项目实践、学术论文探讨等多样化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学以致用。

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逻辑的消费经济学是消费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方向，也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赋予的使命任务。我国消费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立的，因此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大多数学者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与发展。但后来愈来愈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而西方消费经济的理论逻辑、方法论并非完美无缺，中国实践亟需用中国自己的消费经济理论来解读、指导。因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创新范式的研究。中国风格的理论应该体现蕴含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思维方式、反映我国相关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有必要以史为鉴，对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消费问题、消费政策、消费思想观念进行很好的总结梳理。只有在时间跨度更长、范畴更宽泛的历史中，在优秀中国文化中去探究，才是理论原创的源泉。当然，也需要开放融通，比较和借鉴世界各国消费理论，尤其是加强对国外最新消费理论的梳理综述，这是当前比较缺失的研究部分，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和内容加以比较吸收融通，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消费经济学建设。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比如在2000至2010期间，中国经济不断高速发展，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却持续性地下降之谜；再比如从2018年开始的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之激辩等等。如果完全运用这些符合西方国情、将西方消费经济特点当作隐含假设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就会产生明显偏离，更何况中国消费面临的约束条件有许多在西方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理论创新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状况，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消费政策变化实践进行深入探析，找出其中的规律，对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

建国以来，党中央及历届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有涉及消费的重要论述，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如毛泽东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积累和消费的认识，提出“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邓小平提出“发展经济以人民福利为出发点”、“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经济发展了，增加消费，符合发展规律”思想；江泽民提出的“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倡导推广绿色消费，等等系列讲话、重要思想，对于研究和指导中国经济和消费发展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还需要认真梳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历届国家领导人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对“消费”的重要论述，深入研究其有关消费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渊源，探究领导人消费思想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体系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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