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论坛（2021）“全球经济复苏、分化与中国高质量开放”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晋斌教授主持，分为开幕式、主旨报告和嘉宾点评三大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为开幕式致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浦阳教授发表主旨报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中国社科院国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作为嘉宾发表点评。校内外师生、媒体等百余人线上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教授致辞。刘元春副校长认为，疫情影响之下，世界经济何去何往成为了世界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深刻认识在疫情冲击之下的大变局中，整个世界经济发生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规律，对于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市场各类主体的经济决策尤为重要。疫情爆发以来的一系列超预期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复苏的分化，这种分化既出现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出现在新兴经济体中，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和通胀的分化决定了疫情反复背景下全球经济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全球的政策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世界宏观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面对的环境更为复杂。在大宗商品的冲击下，各国物价水平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而在物价水平变异的同时，全球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常态状态下的变化具有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失业率持续下滑，好像表明劳动力的复苏超越我们的预期；但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用工成本和劳动力的参与度却发生了很不一致的变化。这导致我们对于疫情期间和各国高补贴状态下劳动力市场的新问题要做出一些新的判断，并导致新的思考：第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异是否直接带来未来工资成本持续性差异变化？第二，目前由于供应链瓶颈约束所带来的供给端的冲击，使相应的物价水平与劳动力工资水平形成经典教科书里滞胀状态？在今后一段时间，无论疫情是否存在着反复、加剧，我们都已经很难回到传统的轨道：一方面我们的增长中枢发现了回落；另一方面，价格形成的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从而导致我们基于这种新现象所采取的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与以往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世界经济学界应当在学理上对整个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的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规律，做出更深的思考和总结。刘元春副校长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传统的开放模式在转型过程中是否如我们所想将出现急剧变化？同时，疫情期间我们所呈现的外资外贸繁荣状态是否是常态，会不会在后疫情时期发生快速的变异？第二，如果出现逆全球化进一步加速的状态，我们对于全球战略和区域战略是否应当有一系列的新思考？最后，刘元春副校长对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开幕式致辞结束后，论坛进入主旨报告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浦阳教授以“全球经济复苏、分化与我国高水平开放建设”为题发表主旨报告。

孙浦阳教授首先介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现状。新冠疫情是近两年来对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冲击力量，其涉及范围的广度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摩擦、金融危机等国际冲击都无法相比的。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其实全球的国际市场，包括全球化程度等等，已经出现了下降或是波折，新冠疫情只是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过程，或者说只是加剧了全球市场波动的情况。疫情发生后的近两年，全球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个国家都采取了非常积极主动的政策，世界经济在2020年后半期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复苏状态，但后期由于疫情接种率低的国家复苏曲折，以及部分财政政策的矫枉过正导致了波动。第二，各个国家主要采用财政扩张政策刺激需求，这些政策在前期非常有效，而大多数国家基于对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之间的平衡，在去年撤出了财政支持。孙浦阳教授还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了详细介绍，并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表现进行比较。在低基数效应、内生动力增强和趋势性回归力量三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呈现总体增速偏高、表面上逐季回落、实际上逐季回升三大主要特征。而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我们国家受疫情影响的收缩的程度较浅，而且复苏的势头更为稳健和平稳。在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在疫情这场“考试”中表现较好的原因为，在2019年之前，我们通过“双循环”体系建设、供给侧改革等，对国内的经济产业结构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调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整个经济也相对独立。

其次，孙浦阳教授从总体情况、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四个维度展开了对于全球贸易复苏与发展的介绍。从总体上看，全球的贸易在2019年之前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新冠疫情的到来无疑是雪上加霜。但相较于全球趋势，我国在疫情后的贸易总量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水平。在货物贸易上，亚洲出口增长是带动全球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当我们聚焦于中国时，可以发现2019年和2020年，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应对2014~2016年的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我国政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应对这种全球市场的不稳定的经验。在2017~2019年这段时间，我们提出以国内市场为主，利用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促进高水平开放，打开服务业等等，这些措施帮助我们应对了这次疫情的影响。在服务贸易上，近两年来我国的情况并不如货物贸易那样乐观。2019年之后，我国的服务贸易收到的打击很大，且恢复速度慢，可能在2021年的后几个季度仍然得不到强劲的上升势头。相对于货物贸易，我们的服务贸易的对外依存度很高，同时服务业市场开放较晚，因此竞争力和全球市场占比非常弱。服务行业有许多板块与制造业密切相关，且我们国家在价值链、产业链升级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复苏困境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在数字贸易上，目前数字贸易对商业服务贸易的渗透比重已经达到46%，数字贸易已经和服务贸易密切相关。2019年到2020年之间，由于疫情的影响，数字服务、数字销售等等的数量，反而增速是加强的。孙浦阳教授提出，我们的服务贸易出现疲软，数字贸易却极速上升，有没有可能由数字贸易带动我们国家服务贸易的复苏呢？

接着，孙浦阳教授介绍了全球要素市场的情况。首先，从FDI和OFDI的情况来看，近两年来我国的FDI的情况仍然稳定，并没有出现所谓“外资撤离”现象，而是正常地由制造业部分转向了服务业。2019年对外商投资目录的修改是使得我国FDI与OFDI仍然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与2017年的清单相比，负面清单压缩比例达到16.7%，鼓励条目增加了67条。我们国家在疫情之前在外资开放领域已经向着高水平的开放努力。

最后，孙浦阳教授对全球贸易协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在疫情出现之后，我国并没有使开放停滞，反而更积极地推动高水平开放。而在这一推进过程中，对于数字贸易规则的谈判是值得关注的。我们国家通过疫情前的调整和后期，意识到了数字贸易在整个全球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欧洲、中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立场存在明显不同，所以我们在签订一些贸易协定的时候需要协商，这方面的协商也是我们国家下一阶段促进区域化贸易协定的关键。

主旨报告结束后，六位与会专家分别进行了点评与分享。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贺力平教授从贸易和跨境资金流动两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在贸易方面，贺力平教授首先将最近三年的世界贸易总额变动情况和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三年做了对比，可以发现两次变动基本相似。根据IMF的预测，世界贸易的增速在本轮经济复苏时将达到5.7%，但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环境中正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影响长远的事件，例如WTO的机制陷入半停顿状态等，实际的增速或许需要打一个折扣。其次，在跨境资金流动方面，需要考虑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两个板块。第一，在直接投资上，不同于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十年大刀阔斧地进行的跨境并购，近年来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都受到各国反垄断法的限制，且各国越来越强调安全审查，这与地缘政治因素明显有关系，形成了一道很高的壁垒。我们期待跨境绿地投资，尤其是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在“一带一路”等的推进下保持发展。第二，在金融投资上，一方面，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不断出台政策，搭建开放高地，吸引了相当规模的国外的证券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等国在国际交易当中大量使用非美元的贸易交易，对全球的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形成影响。税率、股票行情和长期利率是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最后，针对目前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新兴市场经济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的讨论，贺力平教授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不会带来直接的冲击。

中国社科院国家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分享了两方面观点。首先，对于美国乃至全球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前景，理论上，经济学家们从供给端给出了解释，认为这是拜登政府实施的1.9万亿经济刺激的结果，但根据测算，拜登政府的经济刺激对于这一轮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拉动很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供应链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了中断，但事实上，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引擎，中国的生产和美国的消费在近两年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简单地用以上两种角度从供给端很难对此进行解释。我们对于这种现象提出一个问题：目前出现的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高通货膨胀率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一个持久的现象？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需要对通货膨胀及其所引发的中长期的潜在风险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其次，关于疫情后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两个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一为收入不平等问题，二为安全问题。从这两个因素的共性中也可以看出，在未来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合作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因此，国际经济将出现三个特征：第一，公平与效率的钟摆有着向公平摆动的趋势；第二，大政府越来越得到民众，甚至企业家的认同；第三，在经济发展上更强调韧性，即安全问题。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后疫情时期，中国仍然是全球资本的避风港，甚至比疫情之前还要更加突出；另一种则认为，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某些发达经济体存在去中国化的逆全球化行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可能都成立：一方面，价值链缩短带来的去中国化在部分领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在高科技领域及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脱钩会持续推进下去；另一方面，对于剩余的行业，中国的扩大内需将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可能又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最后，李向阳研究员认为，后疫情时期，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不能用单一的经济因素来解释。未来，经济学将更多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色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志勇着重分享了关于全球通货膨胀的形势的观点。范志勇教授认为，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理解疫情后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现象。需求方面，疫情爆发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2008年之后美国同样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什么疫情爆发后通货膨胀更加严重？通过对比2008年之后与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三个货币统计口径的变化可以看出，2008年之后量化宽松的作用下，涨的货币是基础货币，集中在银行间市场，或者是金融市场上，即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非常充裕，但是在实体经济方面，流动性并没有出现快速的扩张。而疫情爆发之后，基础货币、M1、M2都有快速的上升，这就导致了价格水平的全面上升。而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疫情爆发之后，劳动参与率有一个阶梯性的下滑。除了疫情造成的人员隔离的客观原因之外，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也在下降。劳动供给的减少，加上需求的增加，共同导致了整个工资的上涨，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高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可能会陷入供给短缺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这个时候，抑制通胀预期可能成为各国政府很重要的政策选择，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政策选择。美国这次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性的行为，或者是一个相机抉择的行为，其背后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论基础。最后，在美国政策调整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方面，范志勇教授指出，目前全球的高杠杆可能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从中国的角度，也要看到在危机当中可能获得的一些新的机遇或是机会，例如，因为疫情的冲击，美国对全球商品需求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我们国家外贸企业出口的稳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就高水平开放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桑百川院长指出，高水平的开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有关实体经济的，另一方面是关于经济制度的。实体经济层面指的是商品、服务和要素跨境流动的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经济制度层面，是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就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具有公平、透明、可预期性。高水平的开放应该有五大标志：具有较大的贸易规模和国际投资规模；保持贸易投资的稳定性；保持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对平衡；高质量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在不断增长；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经济体制确立。在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过程当中，桑百川院长着重谈及了两点。第一，在制度开放的层面上，要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制度体系。具体说来，需要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立非歧视的规制体系；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构建竞争中性的规制环境；提升政府决策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制；提高环境和劳工权益保护标准，强化监察及执法力度。第二，应当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更高水平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具体来看，需要坚持“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主张；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参加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议题谈判，推动构建投资便利化多边框架；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推动RCEP生效落地，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完善开放风险防范体系，构筑开放安全屏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于春海围绕主报告内容分享了对于世界经济的看法。疫情目前呈现双中心的扩张模式，全球各经济体都面临着较大的防控压力，如果仅靠疫苗，在短期内很难有效控制住疫情的扩散，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放缓，甚至逆转的风险。到了近期，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确实开始出现了，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在显著恶化。经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欧美发达经济体面对疫情再次恶化时短期疫情的救助和刺激的政策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即便在很小的空间之内进行政策操作，政策的效果也值得担忧。在有限的空间之内进行疫情的救助和政策的刺激，在供给跟不上的时候，可能带来更多的会是通胀。因此，我们思考在疫苗推广之外不能开展其他全球协调、协同，或者是合作性的抗疫措施。这在短期内很难做到，因为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受制于国内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分裂、激化等问题，政府推出相关的措施、提出相关要求的时候，总会引发国内极大的争议矛盾，甚至是对抗冲突。这样对于中国来说，短期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环境的恶化是必然的；即便疫情过去，整个世界经济也会面临一些非常重大的调整。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政策层面的很多逻辑和定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公平问题的地位开始上升；而随着国际政治态势的变化、大国间国际竞争的激化，安全性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一旦公平与安全的地位开始上升，政府或是国家将必然要从后台走向前台，必然要慢慢地成为整个国际竞争当中非常重要的主体。另外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更多地要满足国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内需的扩张慢慢就成为未来的重点。怎么改变我们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外部形势短期的恶化和长期的重大调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部也有内生的需求，这二者叠加指向了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从过去的对外转向对内的开放问题，更多强调引进来，强调内部制度、市场的完善，其最终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把国内的不断成长的国内大市场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市场。

本届世界经济论坛就此圆满落幕。王晋斌教授最后作了简短的总结，并代表论坛的主办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学者的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