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面升级了对华战略竞争，其底层逻辑和手段是，为了挤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需要全方位解构中国深度嵌入的国际贸易体系

◇“友岸外包”的实质是，重新布局东西半球的经贸网络，边缘化中国深度参与的地区贸易体系，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同盟体系

◇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和歧视性贸易行为，本质上是谋求重构“去中国化”的国际贸易格局，把中国长期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在美国增加自“近岸”“友岸”国家进口的同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份额也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中美贸易的间接联系并未减弱，反而在增强

◇从长期来看，不排除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对中美借道第三方市场的间接贸易加以限制，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文 | 李玉梅 陈筱瑜

近年来，大国博弈加剧、地缘冲突频发等重大趋势和事件，打破了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掀起全球化逆流，寻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遏制中国经济贸易科技发展，企图通过技术封锁、政策立法、构造“小院高墙”等一系列手段孤立中国，重构由美国主导的排斥中国的全球贸易格局。

美国重构“去中国化”的国际贸易格局

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判断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到2022年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唯一的、有能力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全面升级了对华战略竞争，其底层逻辑和手段是，为了挤压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空间，需要全方位解构中国深度嵌入的国际贸易体系。

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五大招数来重构国际贸易格局：

一是以“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为借口，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巨额关税。

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多轮关税，极大地增加了两国的贸易成本，给两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研究报告显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不仅导致了美国消费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国造成了损失。美国主动挑起争端实属损人不利己，严重违背了世贸组织自由公平的贸易原则。

二是以“提升美国竞争力”为托辞，推行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芯片、清洁能源等行业提供高额补贴和税收优惠，扰乱国际贸易秩序。

全球贸易预警机构（GTA）的报告显示，近年来美国政府新增产业补贴政策规模呈反弹上升态势，仅2020年美国就新增了1093项产业补贴政策，这些补贴政策对中国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向芯片行业提供527亿美元补贴，为芯片企业投资提供24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通胀削减法案》向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1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用于支持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中暗含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规则，如《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有明确的“中国护栏”条款，要求对获得资金支持的公司投资流向和合作伙伴进行限制，不允许投资“受关注国家”（中国、俄罗斯等）的半导体制造业，不能与“受关注国家”进行联合研究或对其技术许可。《通胀削减法案》则规定使用“外国敏感实体”（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无法获得补贴，要求享受优惠政策的新能源制造企业40%的原料和组装环节仅限于来自美国及与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这些差异化的产业扶持政策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不仅违背了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规律，还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扰乱了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

三是以“化解供应链的脆弱性”为由头，鼓励“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取代“离岸外包”，干预国际贸易流向。

近年来，由于制造业回流美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其价值链由全球布局向区域布局调整。先是依托“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严苛的原产地规则叠加原产地程序规定为工具，通过税收减免的利诱，逐步将布局在海外尤其是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至临近美国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实现制造业的“近岸生产”。随后，拜登政府又进一步将“近岸外包”升级为“友岸外包”，即战略产业供应链的转移不再局限于邻近国家，而是进一步扩展至“值得信赖”且“价值观一致”的盟友国家，这一举措的实质是，重新布局东西半球的经贸网络，边缘化中国深度参与的地区贸易体系，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同盟体系。

四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幌子，在尖端科技领域实施“小院高墙”，对某些特定前沿领域划定“战略边界”，对中国进行更加严密的技术规锁。

一方面，美国通过不断增加“实体清单”和“未经核实清单”的长度，在“关键技术和新型技术”领域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截至目前，共有132家中国高校及科研院所、547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另有87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另一方面，美国通过《瓦森纳协定》联合盟国对中国进行多边出口管制，来维护其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

五是以“构建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为旗号，引入排他性条款，联合盟友重构“排除中国”的多边贸易体系。

首先，美国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设置限制性条款，阻挠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其次，美国又联合盟友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拒绝向中国提供高端芯片、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等，以增强其对供应链的控制力；借助“印太经济框架”这一地缘经济概念，怂恿印太市场与中国“脱钩”；通过与欧盟设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机制”，在数字经济领域制定排除中国的经贸合作规则。

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和歧视性贸易行为，本质上是谋求重构“去中国化”的国际贸易格局，把中国长期压制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中美经贸直接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增强

近年来美国搅动原有的国际贸易格局，使全球供应链呈现出大规模的“再分配”现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受到抑制。与此同时，经过调整但却不可能切断的国际贸易联系又使中国、美国与其“近岸”“友岸”国家形成了三角关系，在此情形下，中美之间的间接贸易联系增强了。

在美国的推动下，其进口来源地正在由中国转向东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欧盟等贸易伙伴。

从贸易额来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数据显示，美国自中国的货物进口先是从2018年的5632.0亿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4571.6亿美元，后又反弹至2022年的5756.9亿美元，五年间增长率为2.2%。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5002.91亿美元，下降13.1%。作为对比，2018年至2022年，美国自东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欧盟等贸易伙伴的进口额均实现超30%的正增长，其中东盟、印度的增长率高达86.9%和61.2%。

从各经济体所占份额来看，美国进口贸易“再分配”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前，中国、墨西哥、东盟、印度等占美国的进口份额均呈上升态势。2017年，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跃升至峰值21.8%，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而2018年贸易摩擦发生后，尽管美国自中国的进口总额仍然巨大，但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的上升态势戛然而止，开始转向下滑，2018年至2022年五年间减少了4.5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为17.1%，2023年下降到14%左右。而亚洲其他地区、美洲地区和欧洲地区占美国进口份额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在美国增加自“近岸”“友岸”国家进口的同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份额也在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中美贸易的间接联系并未减弱，反而在增强。2018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为12.8%，2022年上升为15.8%，增长3个百分点，东盟正在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地区之一。2022年，中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份额分别达到15.7%、0.5%，均较2018年有所上升。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放缓，但出口份额由2018年的12.8%增长到2022年的15.7%，仍占据较大比重。

从贸易产品层面看，美国三大类主要进口产品（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学产品）的“再分配”趋势也比较明显。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机电产品是我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优势产品，贸易摩擦升级后，中国仍是美国进口机电产品的主要来源国，但美国机电产品对华进口份额在五年内从36.6%下滑至27.1%，降幅达9.5个百分点，而其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明显增多，五年内增长了6.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的机电产品出口也呈现增长态势，2022年较2018年增长了74.9%。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同样表明，虽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依赖有所减少，但中国在其“近岸”“友岸”国家的进口份额有所增加。中国在产品层面的比较优势，决定了美国短时间内无法减少对中国相关供应链的依赖。

尽管美国通过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联合其盟友通过非常规手段对中国进行持续打压，导致美国进口流向发生改变，美加墨、美国与东盟和欧盟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美国进口来源地“再分配”趋势加速，短期内“去中国化”似乎初见成效，但是，美国对华进出口总额仍保持着较大规模，在中美直接贸易联系减弱的同时，间接贸易联系明显增强，美国重构贸易格局并没有切断两国互惠互利的经贸联系，只是在徒增贸易成本。此外，由于中国具备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供给能力，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正日益紧密，从这点来看，美国不可能撼动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从短期来看，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去中国化”、重构国际经贸格局的战略和政策，中美贸易总额将难以保持增长，但中国对其“近岸”“友岸”的出口将持续增加，这些国家作为中美贸易“中介”的角色将进一步吃重。从长期来看，不排除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对中美借道第三方市场的间接贸易加以限制，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具有中坚地位，是包括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在内的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美国进一步强行重构国际贸易格局，进一步“去中国化”，必然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国际贸易萎缩，无端增加消费者负担，降低全球福利水平。

（李玉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陈筱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生）

（《瞭望》2024年第05期 ）